龙门书院是现在上海中学的前身
三、为学之道
兴化无山，却有秀水；虽地处偏远，却人文荟萃。辞官还乡的刘熙载陶醉在家乡的秀美风光里，闲暇之余，访亲会友，品诗论文，日子过得倒也清净自在。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有余，1867年，五十五岁的刘熙载经不住好友敏斋再三诚恳的邀请，再次辞别故里，前往上海龙门书院主讲，开始了长达14年的讲学生涯。
刘熙载从前作的官、办的事，多跟教育有关，这次到龙门书院做主讲，其实就是作教师，但两者之间又有些不同。从前值上书房也好，作广东学政也好，说是教育，却有着很强的政治功利性，着眼的多是治国之术、科举之道，教育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很难充分体现出来。宋、明以来兴起的书院教学却总是与官场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有着相对独立的教育体制。有明确的学规，课程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为主，也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多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每隔一段时间由老师讲一次课，大多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向老师咨询，或学生间自由讨论，每月都有几次严格的考核，老师还会定期抽查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的教育体制，已经很近于现代教育了。
刘熙载的教育思想受同乡胡瑗的影响很深，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主讲龙门书院以后，他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法，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分斋教学。教学注重实践，引导学生乐学好学；强调仪表端庄，要学生远恶近善；他很会关心学生，被称为“冬天的太阳”；他治学严谨，每隔五天必要询问学生读了什么书、学到了什么理，还常常一人到斋舍检查考核，不让学生有丝毫懈怠。《持志塾言》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持志”是他的书斋名，取自《孟子·公孙丑》中“持其志，无暴其气”句意。全书既宗程朱，又兼陆王，以“格物致知”、“明心见性”为纲，格言式地阐明了为学修身的道理。
书院之中，往往聚集着一批文人学士、学者大家，彼此之间，少不了互相切磋交流。像当时著名的学者张文虎、郑伯奇、吴熙载、俞樾等都与刘熙载交往密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俞樾，他是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与刘熙载同为翰林院编修，也作过学政，博学多才。刘熙载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时，他正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俞樾每次从杭州到上海，必定拜会刘熙载，常常一谈就是通宵达旦。刘熙载曾给家人说，他死后要由俞樾来写墓志铭，可见二人交往之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对刘熙载的治学显然大有裨益。
刘熙载少年好学，且一直勤读不辍，积累了渊博的知识，龙门讲学为他提供了厚积薄发、集其大成的机会，把满腹经纶化成了传世文字。他精通经学、声韵、和算术，旁及子、史、诗、赋、词曲、书法，著述丰富，有《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还著有诗文集《昨非集》二卷、文论《艺概》六卷。
刘熙载的散文多模仿先秦诸子，以立意为宗。他的诗词，存者不多，内容一般，并无多大特色。特别值得注意的倒是《艺概》一书，是他谈文说艺的精华荟萃，说得上是刘熙载最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刘熙载也以此而获“东方黑格尔”的称号。
《艺概》成书于1873年，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卷，分别论述文、诗、赋、词曲、书法和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这是刘熙载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的特色所在。 因此，全书内容虽复杂，但论述简练而有重点，尤其在论及诗文词赋等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演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方面，颇多精到意见。
刘熙载评文有一条重要原则，他不仅强调文学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而且还能把文学作品同作家的思想品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诗为天人之合”，诗歌是天理与诗人性情的融合，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与作家人品的优劣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直截了当地指出“诗品出于人品”。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推崇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诸人，而对于一些在艺术上虽有造诣，但人品不高、作品内容空泛的作家如词人温庭筠、冯延巳、柳永、周邦彦等则多有不满。尽管当时词坛上都推崇这些词人，刘熙载却认为他们多以歌伎舞女为题材，“类不出乎绮怨”、“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所以，词品是不高的。也正是根据这一精神，他才大胆地把历来尊为正统的温、韦婉约派列入“变调”，而把苏轼开创的豪放派列入“正调”。刘熙载同样从字的内涵来喻示人的内在素质，强调“字如其人”。他说：“书，如也。”“如”什么呢？“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不仅如此，刘熙载还更形象、更具体地把不同的人写出不同的字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圣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概）这真可以说把“字如其人”表述得淋漓尽致。
刘熙载注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认为文学是“心”学，是“我”与“物”相激荡的产物，强调作品中感情的真挚。他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赋概）物色，既客观事物；生意，即主观感情。二者必须互相交融才能产生好的作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词曲概）的艺术境界。他认为，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必须深刻，词曲“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词曲概），“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绘实死灰耳”（诗概）。借色，是人工雕饰的美；真色，是事物本质的美。文学作品如果只重外在的美，不能抒发胸臆，尽管辞藻华丽，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他肯定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认为“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如果“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因此，文学作品“切忌拾古人牙彗”（词曲概）。他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所以对浪漫主义作家往往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乃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他运用辨证方法总结艺术规律，指出“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又说“物一无文”，但“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艺概》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就着重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辨证统一的，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刘熙载在论及书法中“丑”与“美”的关系时，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 意思是说，书法艺术上的“丑”，有着语言难以尽述的内涵。在这句话之前，他说：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且琢，复归于补”，善夫！（书概）
这前后两者的意思是连贯的，“不工”就是丑的具体内容，刘熙载将学书过程最后落实在“工求不工”，以“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为审美标准，这与传统观念正好相反，自有其独特美妙之处。
正因为能够把握艺术辨证法，刘熙载评价作家作品时，往往有独到之见，长处和短处都能如实指出，如说：“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明“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淡丽等等。这些观点，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仍有一定的启发。
1880年五月，刘熙载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自感时日不多，顿起叶落归根之意，终于在这年七月回到兴化。这一回，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
公元1881年三月二日，刘熙载病卒，终年六十九岁。这一年，是光绪七年，掐指一算，刘熙载已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在这样几个破落短命的末代王朝，刘熙载剑走偏锋，不但以自己的满腹经纶哺育后学，还做出了这么一大堆流芳百代的大学问，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大哉，熙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