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末世的选择
然而，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没落的时代已经难容“扫天下”的宏愿。
1839年，即道光十九年，是刘熙载中举的那一年。就在这一年，林则徐眼见国危民弱，忧心如焚，向道光帝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痛陈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并以禁烟钦差大臣的身份勇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林则徐赤胆忠心，一心报效国家，可他太天真，不知道自己“回不回”，鸦片“绝不绝”，不是他说了算，还得听皇上的，皇上还得看洋人的枪炮答应不答应。果然他上任只有一年半，虎门点燃的销烟烈火余热未尽，1840年九月，就被革职贬到镇海，第二年七月又被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身逢破亡的末世，忠贞之士难得有好下场，为国尽忠也显得格外艰难。这些，满腹经纶的刘熙载不可能没有感触，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一个连自己命运都掌握不住的王朝，还有什么希望呢？看来，“扫天下”的宏愿到这里需要调整一下了。
他以后的道路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作了翰林，虽没什么实际官职，也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官场。翰林从唐代开始就有，明清两代都从进士中选用，是皇上的文学侍从官，充当学术顾问，也有点人才储备的性质。需要时，可以提拔到朝中作官，也可选为地方官吏，机会是很多的，所以，一般情况下，翰林们都会借此机会，树立声望，广为结交，作为飞黄腾达的阶梯。
刘熙载有自己做人的准则，他不会逢迎巴结，蝇营狗苟。再说，他也不想再深涉官场，传道授业、读书做学问也许是身处衰亡的满清末世最实际而有意义的选择。
再说，论性情禀赋，刘熙载本就是块为人师做学问的好料子。真要涉足官场，未必会有什么作为，说不定还会得罪权贵，落下个什么罪名也未可知。他属于性情正直、平和内敛的那类人，既不会八面玲珑，巴结权贵，也绝不会做出什么狂放不羁的出格举动来。金榜题名并没有让他终止求知的脚步，身份虽改，书生本色未变，闭门读书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喜好。他也结交，但不滥交，有限的几个朋友多为品行高洁之士。他在诗文中提到过的文毓是位看城门的隐者，徐宗勉是个厌弃世俗的奇士，倭仁虽为当朝权贵，但刘熙载与其交往是源于“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并不曾因其地位高而迁就附和他。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刘熙载的道德学问终于得到就位不久的咸丰皇帝的赞许。咸丰三年（1853）年，不惑之年的刘熙载奉皇命入值上书房。所谓“值上书房”，就是每天到乾清宫左边皇子们读书的书房中值班，说白了，就是当皇子们的老师。这可是件责任重大、非同一般的差事，从他那首《入上书房》的诗中可以窥到他当时的心情：
授徒里巷心犹愧，况傅诸王愧更深。昨见冶工曾有羡，土型能办铸良金。
学识渊博的刘熙载是谦虚而有责任心的，希望通过自己悉心的教授，这些皇子龙孙们能够成为治国安邦的“良金”。
兴化刘熙载故居前厅
咸丰皇帝听说刘熙载对诸王“诲而不倦”，自己“学而不厌”，几次进上书房，刘熙载总是“气体充溢”，从早到晚，毫无倦容，很是惊奇，就问他修身养性之道，他回答说：“闭户读书。”咸丰帝非常高兴，就嘉奖刘熙载，特书“性静情逸”四个大字赐给他。
皇帝给臣僚赐字，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得到“御笔墨宝”的官僚，都把这引为莫大的恩宠和荣幸，要制成匾额，悬挂在门口或堂上，用来光宗耀族。“性静情逸”的匾额至今还悬挂在刘熙载故居的门梁上。咸丰帝皇帝做得不怎么样，但这“性静情逸”四字题得还真准，确实为点精之笔。
身处封建王朝的末世，刘熙载心中自有一杆秤，他是安静而理智的，也是超脱飘逸的。他宠辱不惊，依然故我，并不因咸丰的恩赐而沾沾自喜，上班风雨无阻，安步当车，从不坐轿子，甚至自带饭食，像个御膳房的厨师，以致于太监们背后都叫他“厨子翰林”，他也毫不在意，一笑了之。
清静恬淡的教读生活，与刘熙载的天性相符合，使他感到闲适而自在，他在《京寓秋日寄友》中写道：
幽居门巷拟山阿，一径清风动薜萝。谢病且求逢客少，避名还恐著书多。云开蓟北千峰晓，梦隔淮南八月波。安得结临偕隐士，菊篱携酒近相过。
大隐隐于市。他却是“隐于朝”，“隐于书”。身在京城，奔走于皇宫之内，却与世无争，淡泊名利，陶醉于隐士般的闲情逸致，向往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与“隐于市”的“大隐”又有什么区别呢？
当刘熙载正做着“安得结临偕隐士，菊篱携酒近相过”的美梦的时候，作官的机会却来了。
官员的考试、录用、提拔和考核，历来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两件事要容易些，因为有科举制度和推荐制度。考绩却是一件既重要又头疼的事情。它关系到官员的升迁和罢免，对所有的官员都利害攸关，所以，大小官员常常为此找后台，托人情，送金钱，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甚至引起官场的派系斗争。一个官员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就全看他人际关系如何，以及巴结讨好上司的功夫如何。
咸丰六年（1856），朝廷考察官员。刘熙载一心教书，闭门读书，治学严谨，品行端正，不属一帮，不随一派，众官员从内心佩服他志虑精纯。考察结果，刘熙载名列一等，派为道府。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别人梦寐以求的好事情，却让刘熙载感到有点为难。不去吧，有点不识好歹，去吧，实非己愿。他已经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腐败，深感无力回天的无奈，不愿再作地方官，免得污了自己的一身清白。两难之间，他选择了逃避，托病请假，到山东作客，并在禹城设塾授徒为生。清净的生活并不是总能掩住心底报国的冲动，当他听说了山东济南抗金英雄耿京的故事时，挥笔写下了《祝柯寨中》：
唇干舌燥日论文，翰墨何时足树勋？有志竟成推武略，至今人说耿将军。
真有种“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的慨叹了。国势危殆之时，刘熙载借咏赞耿京，感叹自己空有报国之心，流露出心灵深处的深沉哀痛。
咸丰九年（1859）年底，刘熙载回到北京，仍为翰林院编修。第二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只得逃往承德，清王朝岌岌可危。这一次，真正使刘熙载痛心疾首，当满朝文武纷纷出逃、苟全性命的时候，他却不顾同僚亲友的劝告，毅然决定独留北京。危难之时，刘熙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忠贞和节操。
其实，这未必是件好事，一定让包括咸丰在内的不少人感到汗颜，汗颜之后，没有感动，剩下的就只有嫉恨和愤怒了：我们都跑就你不跑，这不是成心跟我们过不去吗？说一点“感动”没有也不对，远在武汉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就为此感动不已，并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向皇上疏荐刘熙载，并邀他到武昌主讲江汉书院。
胡林翼的奏疏似乎并不曾有什么结果，汗颜的咸丰帝也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题个褒奖一类的字出来，更不要说升刘熙载的官了。因为，这等于打自己的耳光。不过，这倒合了刘熙载的意，他本已无心为官，却一心向学，凡是与“学”有关的事情，都能激起他极大的兴趣。
刘熙载故居内的“持志”匾额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天，兴致冲冲的刘熙载离京赶赴武昌，等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昌，江汉书院的生员们早因战乱四处逃散了，这次武昌之行竟然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无果而终。有点失意的刘熙载只得踏上返京的旅途，他经河北，过太行，入山西，一路访古漫游，一走就是一年多，连皇帝也换成了同治帝。同治二年（1863）年夏秋之际，在朝廷的催促下，游兴未尽的刘熙载回到北京，第二年，他被补为国子监司业，不久，又被任命为广东学政，补左春坊左中允，这些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孟子尝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苦心孤诣的教诲，一直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为人处世的准则。刘熙载有意于“达”，却又身逢末世，深感力挽狂澜之不能，失望于“达”。性静情逸的刘熙载无疑是清醒而理智的，他没有去做勇士和烈士，而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独辟蹊径，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半官半隐的为学之道。1866年，广东学政任期未满的刘熙载再也看不贯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最终挂冠而去，从此离开官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兴化。
如果从道光十八年（1835）前后刘熙载考上秀才、正式走上科举之路算起，到他回归故里，差不多有三十年时间，不知此时的刘熙载是否如陶渊明一样，发出“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油然而生一种“羁鸟归林”、“池鱼回渊”的惬意和轻松。对于一个无意于官场、一心于学问的传统文人来说，这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吧。他的诗文集取名《昨非集》显然取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觉今是而昨非”的句子，应是最有力的佐证。
《昨非集》书影
不过还好，五十三岁对于一个有志于学问的人来说，正值盛年，真正让刘熙载名垂青史的，正是后面的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