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在偏远的乡村里，实在没有抓得上手的“走资派”，但革命还是要搞的。于是三余爷爷在内的四类分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他们被戴上类似南霸天戴过的那种高帽子，被一群民兵押着，游遍了全村的主要路道。其他人的帽子都是纸糊的，但三余爷爷的是用厚厚的木板钉成的。有人说，其他人只是富农，只有他是地主，所以是要区别对待的。也有人说，这是民兵营长对他开的小灶。三余爷爷会“求课”，就是用几枚硬币，扔几次，然后根据每次出现的正反面 情况，掐着指头算算，就能占卜吉凶，预知得失。又一次，民兵营长家的猪走丢了，请三余爷爷“求课”询问去向，三余爷爷扔了几下硬币，然后叫民兵营长到西南方向的玉米地里去找，果然找回。那次民兵营长又叫三余爷爷给他求课，问的是他能不能当上村里的大队长。三余爷爷给他扔了几下硬币，头摇摇。后来各方面都非常看好的民兵营长，还真的没有争得过那个舅舅在公社做干部的团书记。没当到大队长也就罢了，偏偏求课这事儿被传得满村风雨。三余爷爷本不是个嘴散的人，不知这次是说漏了嘴呢，还是隔墙有耳。总之，求课问官的事儿，让营长有好长时间的不自在。所以，就给三余爷爷做了一顶更结实、更有分量的帽子。
我对于三余爷爷的最初的好感，源于他的红包。每年除夕的下午，我们左邻右舍的孩子，都会受到三余爷爷给的红包，那时叫喜包。五毛钱，也有一元的，用一块红纸包着，挨家挨户的送给我们。三余爷爷给人家看地，人家都要给红包的，也是五毛、一元不等，也有给两块或五块的。但三余爷爷从不打开人家给的红包看。当然，这是对外村人而言，本村人家请他，他从来不收钱的，久而久之，不给钱和不收钱便成为一种似乎天经地义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