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还是小说
姜：我一直想知道一个作家是怎么阅读的。有时候，我觉得我的阅读很乱。譬如，对当下文坛，有时候，我觉得不阅读说不定会丢失一些什么。可是真正地读下去，又发现很失望。
毕：也许你对我也失望。我读得也不多。三十岁以前，我读得很多，现在则读得少了。几乎不看了。就看那么几个人。
姜：我想知道你现在在读些什么？因为我在想他应该与你的创作有着某种关系。
毕：我现在读得最多的是一些学着的文章，像何清涟、秦晖、朱学勤、王彬彬他们。
姜：这个出乎我的意料。
毕：他们很优秀，是当今的财富。这些人比作家更密切更卓有成效地关注着我们的命运。他们让我感动。读小说我不太感动了，但是他们让我感动。我没有那个能力做他们，但是我愿意读他们，听他们对生活的基本见解。他们对我的创作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胸襟，情怀，这是我不具备的。在他们的文字里我看到了文学、主要是我自己的轻薄。你看，我又在柱着拐棍走路了。没关系，活到老，学到老。向优秀的人学习不丢脸。
姜：那么你阅读西方大师吗？
毕：阅读。只不过现在阅读的心境有些不同了。年轻时看到大师特别景仰，现在不是这样了。不过现在我去年读的一本外国小说却很让我震动。
姜：谁的？
毕：法国人图尔尼埃，《桤木王》。我很喜欢。
姜：为什么？
毕：图尔尼埃在人性之恶面前的那份冷峻令让我受震动。
姜：从你这些话里我进一步推测，我觉得你对当下的文坛评价不会过高。
毕：是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八十年代，在整体上，现在弱了。主要是作家们不愿意做力量训练。文学没有比赛，但是有比较，比较是训练的镜子。作家们商业比赛打得太多，分心，无谓的消耗太大了。在我的眼里，有很多作品其实是可以不要写的，包括一些很走红的作品。
姜：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从你的话引申出去，你觉得这个话题里是不是有着一份太大的沉重？
毕：不，不沉重，就是这样的基本情况。要求一个人抵挡所有的诱惑是没有道理的，我就挡不住。但是，什么样的诱惑你必须抵挡，这个还是不能太马虎。我觉得作家的内心还是要有一把力气。力气大了，在你和诱惑对视的时候，它会首先眨眼睛。
姜：现在我们来谈几个具体的作品，早期的我们先来谈《祖宗》，我读的时候有个感觉，黑乎乎的。
毕：你的感觉很正确。是黑乎乎。我的作品有几篇采用了这种调子。譬如《谁在深夜说话》、《白夜》等等，《青衣》也是这样。
姜：关于这一点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的风格呢？
毕：不是。画家们创作的时候，如果他喜欢黑调子，他会用特定的颜料，抹到画布上去。小说不同，小说里的黑不是一种颜色，是没有光。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黑色。
姜：《枸杞子》呢？
毕：《枸杞子》是色彩斑斓的。汪正晓华说我喜欢炫技，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小说给他们的影响。我喜欢华美，用华美去展示悲剧，有一种说不出的凄艳，有异样的感染力，《诗经》里“夕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色彩，越看越叫人心碎。有一次我到南京艺术学院，一个老师批评一个学生，说他的油画“没颜色”，而另一个人的素描却“颜色都到位了。”起初我不理解这句话，突然有一天明白了，我就把这种“素描的颜色”用到了短篇小说当中。在这一点上，王安忆做得最好。小说毕竟是小说，技术还是需要的。尤其是短篇。技术好的作家，骨子里都是好奇的。
姜：我记得你对我说过，《雨天里的棉花糖》来源于一个真人，那里面有一把二胡，联想到你发在《花城》上的《卖胡琴的乡下人》，你再一次将二胡作为了你的道具。
毕：《棉花糖》不是一个真人，是两个。在乡村的那段生活里，我总会遇上一些不可思议的人与不可思议的事。譬如说，在我们镇上有一个中年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可了不得，这个人特别古怪，光棍，从来不说话，大家都说他疯了。这个疯子一天到晚在家拉二胡，不拉现成的曲子，都是即兴的，声音特别哀。他四十不到就死了，却把二胡的声音留给了我。我在大学时代听人拉二胡，有一天突然记起他了。老是想着他，一点一点地回忆，觉得他没疯。可是对他来说，那是怎样的日日夜夜？后来我又碰上了一个军人的妻子，他的丈夫从战场上回来了，老是作恶梦，被蛇缠着。后来我把这两个人合起来了，成了红豆。对我来说，那把二胡就是这两个男人。他们时常在那里响。
姜：后来怎么又写二胡的呢？
毕：还是忘不了，所以又写。鲁迅说，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的话只有鲁迅才说得出。真的是这样，我们谁都想忘掉一些东西，就是忘不掉。你刚才引用萨特的话，写作就是和遗忘做斗争。我看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别忘了，二是忘记吧。
姜：你的语言就是这样好，谈写作时都让人觉得说得好。当然这里面也是因为一种深度的魅力。与之相关的深度我觉得更多地体现在你的小说中。对深度模式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毕：我不懂什么，其实你的学养比我好。不过说起深度模式，现在有些人有个说法，是装孙子，那是嘲讽了。这个我非常不好理解。深度模式是什么？不复杂，无非就是向本质努力，向普遍的意义努力，像更宽广的含盖面努力。一个作家也许最终做不到，可是想这样做，这可笑吗？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只有漆匠的那种水平就真实了？就平民化了？我不是藐视漆匠，更不是不允许作家浅薄，我自己就很浅。没关系，但是这有什么好自豪的呢？这怎么能成为骂人的理由呢？这不好。
姜：谢谢。比较一下《叙事》，我到是觉得《是谁在深夜说话》更难把握。
毕：关于《谁在深夜里说话》与其说表现了我对思考的兴趣，不如说是我这个人有疑心病。我对历史特别地怀疑。我指的是那些逻辑严密的史书。历史哪里能那样，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要是这样的话，“历史的规律”简单了。李慎之先生调侃自己，说自己以为把握了历史的规律，闹了笑话。李先生那个岁数了，还在检讨自己，这个老人真是可敬。
姜：历史没有规律吗？
毕：没有。历史玩不过人。
姜：这样说来，《谁在深夜里说话》要说的正是这一点。
毕：一点不错。
姜：看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在鸡鸣寺附近一间古城墙下的房子里住过。我去看过你，还和我的太太住了一夜。我体会到了古城墙下的那个夜游者的最本真的生活。
毕：那房子没了。拆了
姜：看得出，你将你的思考结果都放到了你的作品里了。
毕：小说不是思辩，但是我坚持认为，作家还是要有思考力度的。小说应当体现人的全部功能。人常说，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可是，人不思考上帝一定会冷笑，上帝这个同志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好鸟。
姜：我们该谈一谈《青衣》了。
毕：这个话题我谈得已经太多了。我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但是我还是想谈一谈别的，现在人们都说，小说没人看了，我看小说还是有人看的。关键是一个作家是不是只关心自己，你只爱自己，这很好，你把这种爱写进小说，这也很好，可是别人为什么一定要看你如何爱自己的呢，人家可以看健康手册，没有义务看你的东西。不爱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不能反过来抱怨。你不傻，别人就傻？作家什么毛病都可以有，不过最好不要撒娇。
姜：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你的小说里有时候总会有人叫同一个名字。譬如林康，譬如炳章。有很特别的意思吗？
毕：没有。绝对没有。我怕给小说里的人物起名字，想不出好看又好听的姓名，就偷懒了。我真是要向尊敬的读者们致歉。有一个阶段，中年妇女统统都叫林康，就这样。
（姜广平根据2001年2月14 、15、16、17、18日电话整理）
链接：作家毕飞宇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