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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

2012-12-07 00:18:00
来源:兴化众声    作者:姜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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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是“中国最好的读者”兴化籍作家姜广平对毕飞宇的访谈,最能全面体现作家毕飞宇的方方面面。毕飞宇,兴化籍最知名作家,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2011年8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
作家毕飞宇。 图片来源:网络


一  土 地


  姜广平(下称姜):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毕飞宇(下称毕):大学时代。写诗。那时候我特别瞧不起小说,一看就明白,没意思。我特别羡慕一个说话让我听不懂得人,简直是崇拜。不是调侃,是真的。所以我非常渴望一开口就把人家放倒,但是这不容易。为了让别人不懂,首先要让自己不懂,我就是这样写起了诗。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留了长头发,不写点诗说不过去。我只写了两三年,不是那块料。但我特别怀恋那段日子。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
  姜:后来写小说了,头发也短了。
  毕:是。
  姜:你有一路小说,像《武松打虎》、《枸杞子》、《受伤的猫头鹰》、《白夜》等,写的都是你的老家兴化,兴化的乡村,乡村的孩子。
  毕:对我来说,乡村和孩子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于都市,乡村本身就是一个孩子气的东西。乡村是生活的源头,比方说,城市里的砖头和家具,在乡村,它们表现为泥土和树,有一种起始感。乡村的孩子都是动物,感官特别解放,乡村的孩子一抬头就是天,一低头就是地,不是水泥路,是泥土,目光一拉出去就是地平线,鼻孔里全是风,感官特别地解放,像动物一样,做什么都极其本能。
  姜:没错,这样看是有点意思了。
  毕:作家必须敏锐,必须。对人是这样,对大自然也应当是这样。作家的感官最好比脑子好用。我就觉得福克纳、莫言、苏童的鼻子好,刘恒的眼睛好,王安忆的耳朵尖。他们现在都生活在都市,但是他们的身上有一股乡下的孩子气,这很神奇。
  姜:是这样的吗?
  毕:不知道,瞎说。但我觉得是这样。感官不好最好去做哲学家,弄艺术不行。感官好了,你甚至不要动脑子,不要对什么都专心致志,可什么都瞒不过你,全世界都在找你。当然脑子也不能笨,你不会误解,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姜:一个写小说的人有这种感觉是相当好玩的。是不是你很感谢过去有一段乡村生活?你的笔下兴化乡村,有时连地名都没有回避一下。譬如大营乡、中堡乡等。
  毕:这要从两边说。我不喜欢乡村,我是说我生活过的环境。太苦了,太穷了。我吃尽了苦头才考上大学,离开了那儿。但是又有点喜欢,这是回过头来说的。前些年,东北师大的张钧先生到南京对我作了一次访谈,他已经去世了。那一次他对我说,要我带他到兴化去走一趟。
  姜:那是为什么?
  毕:张先生说兴化特别神。我哪里敢带他去,兴化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新农村。
  姜:那是因为你把它写得神。但在他,这可能是一种错觉。
  毕:地理上的兴化与我的兴化是不同的。一个是行政单位,一个是感官世界和生活容器。我在兴化度过了童年、少年、青春期,它在我的身体里面。我现在三十多岁了,人比那个时候庞杂多了,不只是几个器官,我把后来的事,梳理过的东西一古脑儿又塞回了兴化,它成了另一个容器了,还有鼻子有眼的,两回事。我的兴化只是我,我这个人,我走过的所有的路,读过的所有的书。
  姜:你的兴化?就像福克纳笔下的那片邮票大小的土地?
  毕:这个不敢当。但是是这个意思。
  姜:你的那些小说里好像都很压抑,很痛。
  毕:你说得对。其实不只是那些小说,别的小说也是这样。说到这里我想我们的交谈开始接近本质了。我对人,或者说对生活,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谁也别想过得好。我把这个看法叫做“故乡”。这个说法不通,不过你懂了。我想找原因,把它撕开。找出路我没那个能力。为什么要找呢?因为我生活在“故乡”。我不能不关心自己。我不能对自己的感受装傻。我活着,还年轻。
  姜:没错。我刚刚写完一篇《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谈到了现实主义,我还不能将你的小说上的全部努力定位于现实主义上。但我显然又找不到一种更好的主义来界定你。
  毕:这个不重要。我这样看小说、看文学也是最近的事。我很高兴自己能有这样的变化。真的很高兴。我不回避我的写作是从先锋小说起步的,我写小说起步晚,最早从先锋作家们的身上学到了叙事、小说修辞,我感谢他们,他们使我有了一个高起点。当然了,他们也是从翻译小说学来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对中国的小说有根本性的意义。不过我现在更想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其实,一些先锋作家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像苏童还有余华。这不是倒退,是前进。
  姜:我看你的《孤岛》和《明天遥遥无期》,一眼就看出了“先锋“印记。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把话题先放在乡村这一点上,你来谈谈你的“先锋乡村“好吗?
  毕:“先锋乡村”?从哪里弄来的这么一个词?好吧,就“先锋乡村”。“先锋”的“乡村”是个观念,是为满足叙事、满足文学意识而发明创造的。它有两个翅膀,一是西方现代派,二是都市话语,它是观念中的想象物。但是它是有意义的,虽说它离生活太远,但是,在当时的文学面前,它至少接近了语言。先锋以前的小说,差不多还是暴力语言,恐怖语言。“先锋”使小说拉回到语言这条路上来了,这才谈得上叙事。这一步是很了不起的。我在当时的创作中也是尝试着这么做的,不过前人已经为我开好路了。我讨了一个大便宜。你知道,文学的进程和别的一样,也是一点点地前移的,跳不过去。即使上帝能创造人,他老人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创造出网络时代的人类。
  姜:一方面是虚构,一方面是解构。
  毕:太对了。“先锋”是什么?用你的话说,正是用虚构去解构。不过现在我不这么干了,我现在所写的乡村企图从海拔零度开始。
  姜:什么意思?
  毕:睁开眼睛,低下头来,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它的依据是我所走过的路。这对作家是个考验,在这块土地上,你的脚到底实实在在地走了几步?什么叫万卷书,万里路?我对自己说,踏实一点,别耍滑头,别懵自己。活到哪儿,你就写到哪儿,认识到哪儿,你就写到哪儿。我刚刚写完一个中篇,《玉米》,四月份你就看到了。其实,这种努力在中篇《青衣》已经有所体现。朋友们对《青衣》的鼓励又使我多了一分信心。苏童对我说,朋友的鼓励很珍贵。
  姜: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话题。不过我觉得你快疯了。你已经把短篇写到了一种极致,现在是不是还要将中篇搞到极致?
  毕:你这是夸我。谁也不能把小说写到极至,天才都不能。
  姜:你如何看你的短篇?
  毕:还可以。有那么几篇接近我的想法了。多好说不上,但是再过二十年,也许还能看。
  姜:《玉米》是怎样处理乡村的呢?
  毕:第一,尊重想象力,但更尊重观察力。第二,送语言回家。
  姜:怎样理解这句话?
  毕:别让自己闭着眼睛让想象力发酵。王安忆提到过小说的“推导”,她说的当然不是三段论。我同样希望我的想象力具备推导的能力。说到语言,我希望它尽可能地表现出事物的质地,有纹路,有肌理感。
  姜:你所说的海拔零度与现在人们常说起的零度叙述是不是一回事?
  毕:绝对不是一回事。罗兰·巴特也许强调了客观性,少感情用事。我做不到零度。我不是那样的血质类型。我的血燃点低,主要是流动快,怎么零度?我不可能躲在冰箱里写作。我不想让我的精神世界做一张黑白底片。我为什么要听巴特的?他又不在我的故乡。
  姜: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喧哗与骚动》和阿来的《尘埃落定》。这两本书其实就是有人说起过的“傻子文学”。我也认为傻子的视角更能客观地反映这个世界,他们能看到别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你写乡村的《白夜》其实是有这种痕迹的。
  毕:《白夜》写得还行,但他们写得更好。
  姜:你让我想起了家乡。
  毕:你怎么不早说?

标签: 一条船 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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