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的版本有上百种之多。 摄影：兴化众声 一言
三、艺术的风韵
中国向有“文如其人”的说法。确实，施耐庵倾其一生撰写的恢弘巨著《水浒传》，才真正是他生命流动和居住的地方。寻访施耐庵，不一定非要到今天的白驹和施家庄，最好的去处，还应是《水浒传》中那个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水泊梁山英雄世界。
《水浒传》是在群众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早在南宋的时候，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已在民间流传，有些艺人开始讲述和演唱水浒故事。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有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山、宋江杀惜等情节。当时，有个龚开还写了《宋江三十六人赞》，完整地记录了36人的姓名和绰号。元代又出现了一批以李逵、燕青、武松、杨雄、张顺等为主角的杂剧，创造了不少生动的梁山英雄形象，原来的人物故事日益丰富发展起来。《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里还简略记录了发生在北宋宣和年间的这次起义斗争的大概情况。施耐庵在这些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和史记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锦绣心肠”，创造了这样一部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名著。
小说艺术化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他本是个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居然因球踢得好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与他的“衙内”一起横行霸道，无恶不作。高俅之外，小说中还刻画了一大批祸国殃民的京城高官、贪残暴虐的中层官吏和胡作非为的地方恶霸，再通过一个个逼上梁山的英雄故事，含蓄地表达了作者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认识。
小说内容上明显地体现了作者的忠义思想。“忠义”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内容，读圣贤书长大的施耐庵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忠”，首先和主要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武装反抗，攻城略地，也被解释为“替天行道”的“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管家”。“义”主要表现为疾恶如仇、扶危济困、生死与共的侠义精神，“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鲁智深以及力主“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等人，都是这种精神的代表；还表现为“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朴素平等意识，以及为之奋斗、一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所谓“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成套穿衣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有我有全都有”，表现的都是这种精神。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显然是一群犯上作乱的强盗，为他们树碑立传，是绝对不允许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忠义”的准则，是施耐庵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这既是作者思想的真实流露，也是一种让小说能够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的叙事策略。
忠义的结果是接受招安，这似乎是忠君思想支配下的必然选择。受招安实际上是向统治者投降，接下去的征方腊实际上是帮助统治阶级扼杀农民起义，但作者都对此加以肯定。鲁迅先生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者还不可能对此作出正确的解释，但他却通过宋江等由于受招安而不得不走向覆灭的悲剧，含蓄地表达出了心中的矛盾和困惑。
作者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的是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市民阶层的人生理想。《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无一不表现出对金银的爱好。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好汉壮举，不仅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而且自古以来为读者津津乐道，但细究其动机，却不是为了劫富济贫，吴用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时已说得明明白白：“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一向慷慨粗豪的鲁智深，也曾在桃花村从强人窝里卷走了一笔金银。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同样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即使是粗心卤莽的角色如李逵，在杀了假李逵之后，也没忘进房中“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在儒家正统观念中，“义”与“利”常被视为对立的存在，“重义轻利”是理想的君子人格的重要内容。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也就无义可“仗”。施恩靠武松的拳脚重霸孟州道快活林后，书中有诗道：“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夺时利亦多。”讲究的不是“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是义要用利来体现，义就等于利，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一条重要信条。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也正是当时刚刚萌芽的商业经济观念的真实表现。
当然，作者在表现“忠义”思想的同时，也常常表现出思想上的消极面。为了所谓的“义”，有时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就拿武松来说，为了报答施恩而“醉打蒋门神”，其结果也不过是让“施恩重霸孟州道”，而施恩其实与蒋门神是一路货，既是贪官也是商霸，并非“靠自己劳动诚实致富”。戴宗、蔡庆兄弟、张横、穆弘兄弟、张青夫妇，在上梁山之前所做所为，都不够光彩，但好像都不影响他们是有“义气”的好汉。仗义疏财固然是好，但要论起许多“财”的来路来，却要大打折扣了，有诛除奸恶顺手牵羊“牵”来的（如鲁智深），有杀人越货做江湖黑道生意“黑”来的（如张青、孙二娘夫妇），有称霸一方收取保护费“敛”来的（如穆弘、穆春兄弟），有身在官府利用权利“榨”来的（如戴宗），可谓黑道、白道、黄道各路都有，林林总总，无奇不有。作者在对女性的描写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思想上的偏见和局限。不要说像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氏这些被当成反面形象的女性，被写成了有着蛇蝎心肠的淫荡“祸水”，就是像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那样的正面形象，在书中也完全是面目苍白、性格肤浅、无足轻重的配角儿。这当然能见出作者的态度，他只把赞美给予林娘子那样的贞女烈妇，而不关注女性的生命生长和生命欲望。中国古代就有“少不看《水浒》”的说法，就是怕其中的消极面影响了小孩子的成长。我们在阅读《水浒传》的过程中，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书中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常常忽略了那些人物身上存在的思想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这提醒我们，对《水浒传》要历史和科学地来阅读、理解。
思想上的局限性并不能掩盖《水浒传》是一部伟大作品的事实，《水浒传》所展现出的高超的艺术技巧，让我们看到了施耐庵深厚的文化修养，同时也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历史地位。当代著名学者杨义在谈到《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时说：
《水浒传》既汇聚了数代说话人极尽腾挪变化的叙事辩才，又融合了数代文人刻意谋篇行文的审美智慧，二者交互渗透，雅俗互补，最终已经成了一个浑然难辨你我的艺术晶体了。没有署名为施耐庵、罗贯中的文人参与，《水浒》也许还是一些零散、粗糙的叙事底本，而很难成为雅俗共赏的英雄传奇结构，这几乎是不须置辩的事实。……他（金圣叹）把《水浒》和《庄子》、屈赋、《史记》、杜诗、《西厢》并列为“才子书”，显然是侧重于这部英雄传奇结构所蕴含的文人才华、智慧和意匠经营。（《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无论是杨义先生“折扇式列传单元和群体性战役板块”的概括也好，还是章培恒先生“板块串联”的概括也好，都形象地说明了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现出的高超的叙事技巧。《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金圣叹说书中“人各有性情，人各有气质，人各有其形状，人各有其声口”，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武松的勇武豪爽，鲁达的疾恶如仇，李逵的憨直卤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就是同一类型的不同人物，作者也能从“同”中写出“异”来，这一点金圣叹同样评得极为精彩。他说：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没有作者在《水浒》中曲折多姿的笔墨，是很难写出极易类同的性格的微妙差异的。就是同一人物，作者也不做简单化处理，常常能于精微处写出人物的神韵来，如李逵粗豪中表现出真纯，鲁达暴烈中又显现出机智，都是令人称道的传神之笔。作者还善于在生动曲折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动态地展开对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林冲由妥协退让到奋起反抗的性格变化过程，可谓丝丝入理，曲折生动，活生生刻画出了一个“豹子头”来。
《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了《水浒传》我国才有了第一部成功的长篇白话小说，以后的章回小说基本沿用的都是《水浒传》的套路。甚至《金瓶梅》中许多情节和人物都与《水浒传》有关。《水浒传》的影响早已突破文学而进入到曲艺、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当中。
关于施耐庵和《水浒传》的话语，决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所能够说尽。在新的问题不断提出的同时，悬而未决的种种话题一定还会继续争论和言说下去，这也许正说明了施耐庵和《水浒传》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