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仕宦人生
读书作官的科举道路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求出路的“正途”，如果不入封建统治者的“彀中”，则难以出人头地，出身寒儒世家的郑板桥也必不可避免地去钻这个时代的圈套。
板桥书法题款
复杂的考试方式赋予科举制严苛的竞争淘汰机制，要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要先后通过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分别取得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的资格，才能登天子堂，为人上人。其实，四级中的每一级要想通过，都是不容易的，进入进士科更是难上加难，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被卷入科举的激流中，而真正经科举入仕途的都是极少数。板桥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但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科举路上的成功者，都是仅仅迈出了第一步，便再也寸步难行。
板桥的父亲立庵先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廪生，廪生，秀才的一种，与一般的生员相比，仅仅是落选的次数多一些而已，每月可以象征性地领取一点生活补贴，算作统治者对那些皓首穷经的读书人的一种安慰。是廪生，当然就能够做私塾先生了。立庵先生自己的人生理想不能实现，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板桥“幼随其父学”，三岁起就开始学字，五、六岁便能背诵诗句，六岁以后即涉猎《四书》、《五经》，八、九岁时，立庵先生便开始教板桥作文联对。除了随父亲攻读外，板桥的外祖父汪翊文和同乡名士陆种园对他的学业亦颇有影响。有了这些当地名师的指导，加上板桥“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的用功苦读，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大约于24岁时，板桥顺利通过了县试，中了秀才。父亲年老体衰，为生活所迫，年轻的郑板桥在26岁那年，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去真州江村设塾课徒。
板桥虽然落拓不羁，但却不愿意像他的父亲那样一辈子做个“锦绣秀才”，读书人“读书——科举——作官”的发达之路同样也是他心中孜孜追求的梦想，他多次对朋友们表白：“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与江宾谷、江禹九书》）后来在潍县任上时，板桥还在信中勉励堂弟郑墨要勤奋读书，并一再叮嘱：“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科举制度到了明清两代，以制艺取士，其僵化腐朽、摧残人性的一面日益显现出来，造成了不少人生悲剧。以诗、书、画卓绝当代的郑板桥在醉心科举上，与鲁迅笔下的范进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不屑于做一个乡下默默无闻的教书先生的，“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此种心迹在这两句诗中流露无遗。清净无聊的塾师生活似乎离自己的追求越来越远了，板桥心中甚至生出了“欲买扁舟从钓叟，一竿春雨一蓑烟”的消极情绪来。果然，大约不过三、四年光景，板桥便辞别真州，向扬州进发了。
板桥从三十岁后来到扬州，度过了大约十年的卖画生涯，这是板桥一生中穷愁潦倒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父亲穷困而死，儿子随后夭折，买画无人赏识，境遇之惨，几乎把板桥逼上绝路。失意消沉中，板桥“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落拓》），或逛逛青楼，或与和尚为伍，或借酒浇愁，但内心希望之火未灭，“凭寄语雪中兰蕙，春将不远，人间留得娇无恙，明珠未必终尘壤。”余秋雨在《十万进士》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他们有世界上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板桥此时的景况和心情也大抵如此吧，表面上的狂怪和放纵，只不过是仕途碰壁后的愤激罢了，放纵之后呢？还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四书五经》自家又未尝时刻而稍忘”（《四子书真迹序》），继续背他的《四书五经》去。
当然，板桥读书自有他的路数。他主张读书要善于抓住要领，善于发掘书中的精义，不要死读书、读死书，必须“有主张”、“有特识”，要“自出眼孔，自树脊骨”、“自树旗帜”，万不可“为古人所束缚”，如此，则“心空明而理圆湛”。他还说：“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远多，徒多徒烂耳。”贪多不求精，就会“胸中撑塞如乱麻”。所有史书，“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所有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材”。他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 这自是板桥不同于一般腐儒的高明之处了。
板桥确实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读书之外，他又收拾行囊，北上燕京，疏通关络，主动寻找进身之阶了。
算起来，这应该是板桥的第二次燕京之行。第一次是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也即他结婚的前一年，目的应该离不开科举二字，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这一次同样是无功而返。试想，一个执著于科举的知识青年，满怀人生的宏愿，乘兴北行，想在天子脚下打开一扇晋身的窗子，但“满目风尘，何知花月；连宵梦寐，似越关河”（《花品跋》），前途渺茫，何处是路？板桥有些落寞，甚至有些发怒了：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沁园春·恨》）
面对人生的窘境，板桥陷入了深刻的思想矛盾当中。在矛盾中，他对历史、对现实、对自己进行痛苦的反思，作于这个时期的《道情十首》等诗中甚至流露出道家超然出世的思想来，可见内心斗争之激烈。积极入世遇到挫折，遭受打击，却又自负节气，不肯向现实屈服，转而以消极避世，甚至狂狷的方式相抗议，来抵抗时代的压力，掩护自己受到伤害的生命，这是古代不少知识分子都出现过的心理惯性。阮籍的特立独行，陶渊明的田园归隐，蒲松龄的谈狐说怪等等，都可归入这一类，内心入世的激情也许从来不曾泯灭，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李白失意时，给人们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一旦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又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莱人”。板桥亦越不出这些先贤的思想轨迹，和李白一样，他不是“蓬莱人”，当然也不会真的去过他所描写的老渔翁、老樵夫、老头陀、老道人、老书生、小乞儿的生活。经过一番矛盾的斗争和自我反思之后，板桥还是冷静下来，背起被卷，到天宁寺里坐下来，摊开书本，继续他的科举之旅了。
兰石图
这一次，老天没有辜负板桥。雍正十年，板桥四十岁上赴南京乡试，得中举人。封建社会读书人为金榜题名这一天，往往熬白了少年头，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一朝中举，心中的惊异和狂喜可想而知。唐代的孟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似乎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姚合是“喜过还疑梦，狂来不是儒”，读书人的斯文也不要了；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年过五十，考了二十多次，次次落榜，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竟使他疯了：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着“中了！中了！”被岳父胡屠户打了几个耳刮子才清醒过来。我们的板桥先生呢？我想他一定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兴奋是有的，毕竟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但那仅仅是短短的一瞬，他想起了40年的困顿落拓，世态炎凉，想起了已经人鬼相隔的父母妻儿，“何处宁亲惟哭墓，无人对镜懒窥帷。他年纵有毛公檄，捧入华堂却慰谁？”（《得南闱捷音》）眼中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板桥是个进取心极强的人，中举并非他的最终目标，雍正十三年，他选择了风景优美的镇江焦山，在此借宿苦读，来为第二年的会试大比做准备。这时的板桥，已今非昔比，生活和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功底又扎实，读书不需耗费太大的精力，常常走出去纵览焦山一带的美景，或者会会从前的朋友故旧，丰富多彩的生活唤醒了板桥的青春活力，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正向他走来。
镇江焦山
乾隆元年二月，板桥赴京应试。放榜之日，在二甲第八十八名（倒数第三名）上 “郑板桥”三个大字赫然在目。他奔回寓所，研磨理纸，调色命笔，一幅《秋葵石笋图》一挥而就，并在上面题诗一首：
“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这一次，板桥可真有点欣喜若狂了。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跨越三朝，路途漫漫，尽管“正果”成得晚一些，但与天下大部分读书人比，板桥无疑是幸运的。
中了进士，距离他“出而致君泽民”（《四子书真迹序》）的政治抱负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一步”，就是“做官”。
常言道：“朝里有人好做官。”对于出身于穷乡僻壤，没有靠山，没人引荐，没人扶持，没人帮助说话的郑板桥来说，想做官，谈何容易！
一开始，板桥可没这么想，他在京城四处干谒，找关系，走门子，忙活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没有得到丝毫起用的消息，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了扬州。转瞬三年过去了，做官的梦想还是非常渺茫，一直到了乾隆六年秋天，眼看已是五十岁的人了，还是宏图未展，在激愤和落寞中，无奈的板桥只好硬着头皮去京拜谒乾隆皇帝的叔叔允禧。这位皇帝叔叔很是钦佩板桥的才华，喜爱板桥的诗词书画，终于帮助板桥在中进士六年之后，收到了去山东范县任七品县令的委任书。
板桥印章
范县地处黄河北岸，荒凉偏僻，板桥初来乍到，衙门颇为清净。他无所事事，作画看花，饮酒解闷，不免引吭高歌。传到门外，引起衙役议论，被称作“狂官”。板桥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关心民间疾苦，常常深入民间和乡村，体察农民的疾苦，加深了他对农民的认识和感情，他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这是对封建等级观念的公然挑战！郑板桥，这个竟然能将《四书》默写得一字不差的人，其血管里流淌的主要是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包含着平等、人性的思想内涵。这正是板桥超越传统士人的价值之所在。
乾隆十一年（1746）,板桥五十四岁，离开范县，调到潍县当县令，连任七年。板桥刚上任，就赶上全县大旱，民不聊生，四出逃荒。板桥当机立断，开仓赈贷，救济灾民。同时，板桥又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收远近饥民做工就食，并令城内大户开厂煮粥，救活不少灾民。没想到因为这事得罪了上峰大吏和豪商富贾，朝廷到底以贪污中饱之嫌，罢去了板桥的官。
板桥与潍县父老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旦要离去，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板桥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他分别画了竹、菊、留赠潍县的官绅士民。在画竹的题辞中，他表达了自己愤愤不平的心情：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三头驴子送着板桥南返。一头板桥骑着，装着简单的行李；一头驮着两夹板书，加一把阮咸（乐器名）；一头则是皂隶骑着，在前面引路。驴子到家了，板桥的仕途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板桥出仕抱定的宗旨是“立功天地，字养生民”。为官十二年，板桥确实这样做的。他注重调查研究，关心民间疾苦，崇尚无为而治，“慈惠简易，与民生息，人亦习而安之。”咸丰元年《重修兴化县志》载：板桥“官山东先后十二载，无留牍，亦无冤民”。足见板桥为官期间，多有惠政善举，深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戴。
十二载的为官生涯，使板桥进一步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同时，他为善亲民、淡泊名利的思想和艺术家旷达不羁的气质也难以使他与整个官场融为一体。他对污浊的官场是厌恶的，《青玉案·宦况》一词概括了板桥十多年枯燥无味的官场生涯：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在惆怅和苦闷中，他内心逐渐滋生了逃离官场、回归田园的念头。所以，当他罢官回家的时候，反倒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解脱与轻松。他在《罢官作》（其一）中写道：
“老困乌纱十二年，游鱼此日纵深渊。春风荡荡春城阔，闲逐儿童放纸鸢。”
那份恬淡，那份闲适，那份解脱的自由与逍遥，那份不杂一丝苦涩与无奈的陶醉与怡然，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
对于官场，板桥进入得艰难，去得倒十分潇洒。